开往港口的闷罐列车。
东京浅草区的一间小木屋里，十七岁的山田正夫正在给咳嗽不止的母亲倒水。他刚在印刷厂做了半年学徒，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门外忽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两个戴着白袖章的宪兵闯了进来。
“山田正夫，征召令。”宪兵把一张泛黄的纸拍在桌上，面无表情。
山田的母亲，是一个头发花白、脊背佝偻的妇人，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抓住宪兵的衣角哀求：“长官，他还小，他连枪都不会拿！他爹已经死在满洲了，求求你们，放过他吧……”
“妇人，天皇陛下的命令，每个家庭都必须奉献。”宪兵一把推开她，“再敢阻拦，以叛国罪论处！”
山田正夫没有哭，他默默地穿上那件宽大的军装，在门口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跟着宪兵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的木屋里，母亲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发出压抑而绝望的哭声，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这样的场景，正在日本列岛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日本国内的粮食配给已经降到了每人每天三百克糙米，肉和鱼早已绝迹，连红薯干都成了奢侈品。
街头的告示牌上用红漆写着：“为了胜利，请国民忍耐。”
但没有人知道，这个遥不可及的“胜利”究竟在哪里。
日本为了这场侵略战争，正在把自己的骨头榨成油，把最后一点国力燃烧成灰烬。
而万里之外的中国湘北，另一种燃烧正在发生，那是复仇的火焰，是民族觉醒的烈焰。
凌晨四时，湘北前线，顾沉舟的前敌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
这是一间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简陋木屋，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油墨的味道。
薛岳、陈诚、李宗仁派来的高级参谋全部到位，三大战区的二十条专用通讯线路在这一刻交汇于此，电台的滴滴声此起彼伏，像永不停歇的战鼓。
顾沉舟站在巨大的沙盘前，双手撑在桌沿，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标注着日军番号的红色小旗。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眼底布满了血丝，但身姿依旧挺拔如松。
“各部队报告情况。”
顾沉舟的声音很平静，话语却很利落，没有一句废话。
“东线，荣誉第一军、第七十四军全部进入攻击位置，炮火准备完毕！”
“西线，第十八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五军、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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