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中的伏羲、神农纳入，更侧重“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忽略了颛顼、帝喾等中间环节。
《资治通鉴外纪》：北宋刘恕编撰的《资治通鉴》补充读物，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为五帝，删除了传统组合中的“舜”，将“尧”作为“五帝”的终结，更注重“部落联盟时期的连续性”。
这些不同的“五帝”分法，看似混乱，实则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每一种组合都基于特定的历史视角，选取不同历史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帝王：有的侧重“道德典范”（如《史记》版的尧、舜），有的侧重“文明开创”（如《礼记》版的伏羲、炎帝），有的侧重“部落传承”（如《尚书序》版的少皞、颛顼）。正是这种“各取其长”的选择，使得“五帝”概念能够不断适应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成为华夏历史叙事中极具弹性的核心符号。
尽管“五帝”的组合多种多样，但从历史影响力来看，最终还是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说法为准。其根本原因在于：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考证的严谨性、叙事逻辑的完整性远超其他典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地位无可替代。
这一组合构建了一条从黄帝（统一部落联盟）到颛顼（整顿社会秩序）、帝喾（推行德治）、尧（禅让制开端）、舜（德治典范）的完整历史脉络，既涵盖了部落统一、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又体现了“德治”“禅让”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完美契合了后世对“上古盛世”的想象。
以黄帝为开端的“五帝”谱系，将华夏民族的共同先祖追溯至黄帝，强化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纽带。
从“五方上帝”到“人间五帝”，从多元组合到《史记》定论，“五帝”概念的演变过程，本质上是华夏民族构建自身历史叙事、强化文化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记录了先民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与对上古历史的记忆，更成为中华文明“敬天法祖”“崇德尚贤”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