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痛苦。并且，它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了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却因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得以继续实行下去，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