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上奏刘秀，请求将长贵的家眷迁徙至成都，以绝后患。刘秀批准了刘尚的请求，并任命新的越巂郡太守，加强了朝廷对越巂郡的直接管辖。
长贵的被诛，虽然是一场局部的权力更迭，却对西南夷诸部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向西南夷表明，东汉朝廷虽推行“安抚政策”，但绝不容忍任何背叛与叛乱行为，彻底打消了部分部族首领的侥幸心理。此后，西南夷诸部族大多安分守己，服从朝廷政令，西南边疆局势长期保持稳定。
光武帝刘秀对南方武陵蛮与西南夷的平定与治理，是其“柔道治国”理念在边疆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不同于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也不同于王莽时期的“激进压制”，刘秀的边疆策略始终围绕“务实”与“灵活”展开：对归附者，他予以册封与信任，尊重其部族传统，实现“以夷治夷”；对叛乱者，他果断派兵镇压，展现朝廷威严，维护国家统一。
这种“剿抚结合、恩威并施”的方针，既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又有效巩固了东汉的边疆统治，为“光武中兴”的治世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长远来看，刘秀的西南边疆治理产生了三大深远影响：
1. 稳定了边疆秩序：通过平定武陵蛮与西南夷叛乱，东汉彻底解决了南方与西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为中原地区的休养生息创造了安全的外部环境；
2. 促进了民族融合：朝廷在边疆地区设置官吏，推行中原文化，同时保留少数民族的部族组织，促进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为后世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拓展了治理范围：刘秀将武陵郡与西南夷地区纳入东汉的有效管辖，进一步扩大了中原王朝的治理范围，为后续三国、魏晋时期对南方与西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刘秀的边疆治理智慧，证明了“武力并非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手段”，唯有“尊重差异、因地制宜、恩威并施”，才能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这种理念，不仅对后世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当代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