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屡建奇功"，尤得太武帝宠信，"朝臣莫及"，"专制朝权"，"凡军国大计，皆与浩议"。太武帝命崔浩主持编纂国史，"务从实录"，"备而不典"，"述成其国事，以彰直笔"。崔浩"叙述国事，无隐所恶"，将拓跋先世"收继婚""杀兄"等鲜卑旧俗和宫廷秘闻和盘托出，刻石立于通衢，"欲使后世皆知"。鲜卑贵族大怒，"咸共毁恶浩"，太武帝亦认为崔浩"暴扬国恶"，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下令收捕崔浩。崔浩被囚于木笼，"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最终与其宗族、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同被族诛"，"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余皆死，徙边"，"海内冤之"。国史之狱是北魏前期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它表明：尽管拓跋统治者热心吸纳汉文化，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之间的信任基础极为脆弱；崔浩试图以儒家"直笔"精神书写历史，却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禁忌，最终酿成悲剧。
北魏统治者虽然对儒家文化兴趣浓厚，但对儒家典籍的理解并不深入。拓跋珪祭孔用"太牢"（牛、羊、猪各一），本是最高礼遇，却不懂"释奠"之礼的具体仪节；拓跋焘"亲祀孔子"时，"以颜渊配享"，却不知颜渊为孔子弟子，"配享"之制本为后世所定。北魏前期的礼仪制度，往往"杂用胡汉"，如祭天用西郊祭坛（鲜卑旧俗），祭祖用宗庙（汉制），"其仪多不依古"，与汉族传统存在巨大差别。这些现象表明，北魏建立前期，鲜卑拓跋部虽然与汉族错居杂处，注意吸收汉文化、任用汉族人才，但族际壁垒并未消除，民族矛盾依然严重。鲜卑贵族固守部落特权，汉族士族心怀观望，两种文化、两个群体的深度融合，尚需时日。
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北魏政权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根本转变：此前，拓跋部的核心目标是军事征服与政权巩固，依靠武力与部落联盟即可维持；此后，如何维持对广大汉族地区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南北统一，成为必须回答的战略课题。这一转变，要求拓跋统治者从"征服者"转变为"统治者"，从部落军事首领转变为中华帝国的君主。
这一转型的艰难性，在太武帝晚年暴露无遗。他虽雄才大略，却"暴戾好杀"，"诛戮无辜"，晚年更因崇信道教、猜忌大臣，导致政治动荡。正平二年（452年），太武帝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连杀南安王拓跋余，直到文成帝拓跋濬即位，政局才趋稳定。此后，献文帝、孝文帝相继继位，汉化改革逐步深入，最终在太和年间（47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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