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惠及百姓、有益于地方的善事，他便会一一记录在姓名旁，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重要依据。
为了坚守才行俱兼的用人原则，李世民始终坚持不重用才优而行薄之人，许敬宗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许敬宗文采出众、擅长文章辞赋，武德年间便被召补为秦府学士，深得太宗赏识其文采。然而，许敬宗虽有过人之才，却德行有亏、品行不端，因此在贞观一朝，他为官三十年，职位始终不过是列曹尹，并无实权；而马周、刘洎等出身寒门、品行端正、德才兼备之人，从白身起步，短短六七年间，便一路升迁至宰相之位。
究其缘由，许敬宗的文学才华固然出众，马周、刘洎二人虽在文采上无法超越他，但太宗对二人的信任重用与对许敬宗的疏远，根本原因在于许敬宗才华横溢却品行浅薄、德行不堪大任。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许敬宗一生贪慕名利、品行不端，是典型的才优而行薄之人。即便后来太宗亲自东征高句丽，许敬宗在驻跸山大捷之时，立于马前奉旨草拟诏书，文辞华丽、文采斐然，深得太宗赞叹与赏识，但太宗始终坚守用人原则，从未放松对官员德行的要求，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许敬宗予以重用，足以可见太宗对用人标准的严格坚守与高度重视。
在用人之道上，李世民还深刻吸取了隋炀帝用人多疑、离心离德，最终导致王朝覆灭的惨痛历史教训，始终坚定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予臣子充分的信任与尊重。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在与侍臣探讨君臣相处之道时郑重说道：君臣之间“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他清晰地认识到，君臣之间唯有彼此信任、坦诚相待，才能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若是君臣相互猜忌、心怀隔阂，必然会导致朝政混乱、国家受损，这是治国理政的最大隐患。
早在武德年间，刘武周部下的大将尉迟恭兵败之后，率部向李世民投降，忠心归顺。但不久之后，尉迟恭麾下的部分部将暗中叛逃，军中诸多将领便无端猜忌尉迟恭必定也会谋反，擅自将他囚禁在军营之中。屈突通、殷开山等朝中重臣，更是纷纷劝说李世民趁早杀掉尉迟恭，以绝后患、消除隐患。但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始终坚信尉迟恭的忠诚，当即下令将其释放，还特意将他引入自己的卧室内，赏赐重金珠宝，坦诚地说道：“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正是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尉迟恭感念于心，此后一生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屡立奇功、出生入死，多次救太宗于危难之中，最终功冠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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