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王）。
童子王素来仰慕大唐文明，久闻东方支那大国有老子圣人传世《道德经》，蕴含精深治国与修身哲理，心生向往。贞观二十一年，童子王通过唐廷使团正式上表太宗，恳请大唐赐予老子圣像，并请求将汉文《道德经》译为梵文，以便在天竺国内流传、民众研习信奉。为回应外邦诚意、维系邦交和睦，太宗应允其请，正式启动梵译工程。
（二）政治内核：怀柔远人，塑造大唐文明大国格局
此次译经赠书，是唐太宗“华夷一家、怀柔远人”外交理念的完美落地，属于典型的文化外交战略。贞观一朝，大唐不仅依靠强盛的军力实现四夷宾服，更致力于以文化软实力维系邦交、震慑外邦。
满足天竺王室的文化诉求，既能拉近唐与东天竺的外交关系、稳固南亚邦交格局，更能向西域、南洋、天竺诸国昭示：大唐绝非穷兵黩武的强权王朝，而是兼具武功鼎盛与文道深邃的礼仪大国。通过输出《道德经》的东方哲思，向外邦展现中华千年的圣贤之道、治理智慧，助力太宗构建“声教远被、万国来朝”的盛世大国形象，实现以文化安天下、以文德服远人的政治目标。
（三）根本动因：尊道崇祖，巩固李唐统治合法性
自唐高祖武德年间起，李唐皇室便确立了“尊老子为始祖、崇道教为国本”的基本礼制，以此强化李唐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至贞观年间，唐太宗延续并升级这一国策，将《道德经》奉为皇室圣典、王朝核心经典。
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传播域外，本质是一次皇室正统性的对外宣示：一方面向天下、域外宣告，李唐皇室源自圣贤道统，传承千年圣道；另一方面平衡当时佛教盛行的中外文化格局，确立道教与佛教并行的官方地位，彰显大唐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文化输出巩固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与文化话语权。
此次译经工程，太宗甄选译者极具巧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来，精通梵文音韵、深谙天竺本土文化与宗教认知，是当时中外语言转换的第一人；同时搭配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道门顶尖高士，精准把控《道德经》的道家本义，避免译经出现义理偏差。译经过程中，曾爆发经典学术争议：关于核心概念“道”的梵文译法，玄奘主张译为“末伽（mārga，意为道路、正道、法门）”，贴合道家“大道本源、万物路径”的本义；而部分道士主张沿用佛教术语“菩提（bodhi，觉悟）”。经过激烈辩论，最终朝廷采纳玄奘的译法，最大程度保留了《道德经》的原生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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