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佐拉太太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翻开了第一页。
法文译本的纸张偏薄，边角裁得不太齐整，一看就是平装版里最便宜的那档。
但字排得规矩，行距留得宽，读起来不费眼。
第一段写的是一九七五年的华夏，某个县城中学的大院坝。
雨和泥浆混在一起，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漫流。
佐拉的眉头皱了一下。
她教了二十年英国文学，审过上千篇学生论文，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挑剔。
任何矫揉造作的修辞，任何无病呻吟的抒情，在她这里活不过三行。
但这一段没有修辞。
泥浆就是泥浆，雨就是雨。
没有人站在旁边替读者感叹这场雨有多冷，或者这片泥地有多凄凉。
它就那么摆在那里。
佐拉的手指在第二页的边缘停了一拍，然后翻了过去。
食堂里的午饭场景铺开了。
学生们按照家境分成三等，甲菜、乙菜、丙菜各排一列，
最前面拿白面馍的是日子最好的，中间是玉米面馍，最后面是两个黑面的高粱馍。
一个叫孙少平的少年站在最后面那一列。
他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才低着头走过去，从那个连菜汤都见不着油花的菜盆里，舀了一碗清汤。
佐拉的眼睛在那段文字上移动得很慢。
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翻译用了一个法语词，“fUrtivement”，意思接近“偷偷摸摸地”。
但她联系整个段落的语境，觉得那个词放在这里并不准确。
那个少年的动作里没有“偷”的成分。
他只是在躲。
躲的不是食物，是别人看他拿黑面馍时的目光。
佐拉的后背往沙发靠垫里陷了一寸。
她想起了什么。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
围城战进行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城里的补给线被切断了。
面包从限量发放变成了抢。
联合国的救援物资一到分发点就被一抢而空，
分到手里的往往只有半块硬得能砸死人的黑面包，掰开来里面带着绿色的霉斑。
她记得隔壁楼的那个银行职员。
四十多岁的男人，围城战之前每天西装领带，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