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处的工厂里，夜班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声音沉闷而持续，整夜都不停歇——那是九十年代樟木头最常见的声音，是工厂的心跳，也是无数外来务工者熬夜加班的见证。他睁着眼睛看那盏灯，看了很久，灯丝发红，像一颗快要熄灭的心脏。“娘，我好想你，我好后悔没听你的话，不该贸然来南方。”他对着灯光喃喃自语，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纸壳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摸了摸裤兜里的钢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一定要找到工作，哪怕再苦再累。
第二天，烙饼吃完了。两个钢镚还在。
他在一个早点摊前站了很久，看别人吃肠粉。肠粉冒着热气，浇了酱油和花生油，闻起来很香，他的肚子咕咕叫个不停，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老板看他站了半天，笑着问：“小伙子，吃点啥？肠粉五毛，白粥一毛，油条两毛。”
陈建军脸一红，攥着裤兜里的钢镚，低声说：“老板，我……我再看看。”说完，连忙走开了，身后传来老板疑惑的声音：“这小伙子，看着挺饿的，咋不买呢？”他找了个墙角蹲下，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心里骂自己没用：“陈建军，你真窝囊，连一碗粥都买不起。”那时候的早点摊，大多是流动的，推着一个小推车，在工厂门口或者菜市场旁边摆摊，卖肠粉、油条、白粥，价格便宜，几毛钱就能吃饱，是外来务工者最常吃的早餐。老板大多是本地人，说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虽然态度不算好，但偶尔也会对像陈建军这样可怜的人多几分善意。
他犹豫了很久，终于掏出那一毛钱钢镚，走到早点摊前，声音细若蚊蚋：“老板，来一碗白粥。”
老板接过钢镚，看了看他，没多说什么，给他盛了一碗白粥，还多舀了一勺咸菜，笑着说：“小伙子，看你挺不容易的，多吃点咸菜垫垫。”
陈建军鼻子一酸，连忙低下头，说了声“谢谢老板”，端起粥喝了个精光。粥是剩的，不太热，但很稠。他把咸菜也吃干净了，连碗底都舔了一遍，心里暖暖的，眼眶却湿了。“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么对我。”他在心里想，那时候的一毛钱，还能买到一碗白粥，能解一时的饥饿，对陈建军来说，那碗粥就是救命的东西。他看着早点摊前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穿着工服、匆匆忙忙的工人，他们手里拿着早餐，一边吃一边往工厂的方向走，脸上带着疲惫，却又透着一股韧劲——他们和陈建军一样，背井离乡，只为了能多赚点钱，能让家里的人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有一份工作，能寄钱回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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