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但是被审稿人2怼了，最后编辑决定小修了一下，论文就被接收了。”
王老师现在心中有数了。
这次论文抢发，大概率和审稿人1有关系。
“漆昊，”王老师终于开口，“你那篇论文的核心思路，从哪儿来的？”
漆昊老老实实地回答，“论文里引用了五篇苏联时期的文献？”
老王语气放缓了一些：“那我再问你，这五篇文献，你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英文的不行吗？AMC是英文期刊，你引英文文献不是更方便？为什么非要用苏联的俄语文献？”
“是不是一时疏忽了？”
“王老师，不是我非要用苏联文献，是因为在这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英文文献不够用。”
“怎么就不够了？”王老师第一次听见这么离谱的借口，“博弈树剪枝这个方向又不是非常冷门，Knuth和Moore七五年的经典论文就是英文的，后面Judea Pearl这些人的工作也都是英文发表的，相关的英文文献少说也有几十篇，你说不够用？”
“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文献我都读过。”
“Knuth和Moore在1975年发表的那篇，他们给出了alpha-beta剪枝在最优情况下的节点访问数分析，证明了最优情况下搜索的节点数是O(b^(d/2))。”
“Judea Pearl在1980年前后的工作，包括Scout算法和对随机博弈树的渐近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些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老王追问。
“它们的分析框架，本质上都是基于概率模型的。”
“从Pearl开始，美国学术界对博弈树剪枝效率的分析，走的是一条概率化的路线，他们假设节点值服从某种随机分布，通常是独立同分布，然后在这个假设下推导剪枝的期望效率。”
“这条路线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产出了大量论文，包括后来的一些蒙特卡洛方法的引入，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但我的论文不是做这个的。”
“我做的是确定性有限状态博弈树在绝对剪枝条件下的不等式刻画，以及收敛性的严格证明。”
“要建立这种精确界，需要的是组合分析和极值方法。”
“这方面的工作，美国的文献体系里确实很薄弱，不是说他们做不了，主要是他们的主流学术传统不走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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