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孩子靠义体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它会传递一个信号：身体不是用来被尊重的，身体是用来被优化的。哪个孩子还想保留自己原来的手？哪个家长还会犹豫？”
他合上文件。
“因此，我做出以下指示。”
所有人都坐直了。赵维之戴上了老花镜。李明兰重新拿起了笔。
“第一。单独为义体化考生——尤其是做过侵入式神经接口的考生——设计专门的高考试卷。这套试卷不能和普通考生的试卷在同一个评分体系里直接比较。它需要包含更多的开放性试题、更多的思辨性题目、更多的需要‘人’而不是‘接口’才能回答的问题，确保时间上不轻易被答完。我们不歧视这些孩子，但也不允许技术优势直接替代人的思考。”
“第二。赋分制。义体化考生的成绩不直接计入普通排名，而是采用独立赋分通道。赋分比例——我要求社会科学院的统计专家做严谨的模型分析，给出一个既能允许一定比例的优势、又不能导致大规模跟风效应的平衡点。初步讨论的方向是：从数学上，我们可以参考自然对数底数e的二分之一的自然演化意义——这听起来很技术化，但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我们要避免过度激励，也要避免完全无效。社会统计学要做严谨分析，确保客观上受到强激励的考试人口不应该高于一个临界比例，这个比例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为什么是这个数？因为百分之二十是一个群体行为扩散的临界阈值——当一个群体中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采取了某种行为，并取得显著优势，这种行为就会从‘异类’变成‘常态’，剩下百分之八十的人将被迫跟进。我们的目标，是把跟风效应压制在这个临界点以下。”
他顿了顿。
“换句话说：让这些孩子可以考得好，但不能因为考得好就全部挤进最顶尖的学府。在技术成熟之前、在风险被完全评估之前、在我们有足够的监管框架之前，不能让一场技术的突然飞越，变成对教育公平的持续碾压。给一部分优绩空间，也留下足够的公平余地。”
他放下手写笔记，声音恢复了温和。“这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不是永久性方案。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套技术的风险被充分评估、成本降到足够低、每个孩子都能公平地获得——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讨论。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划一条线。”
“这也不是惩罚那些已经做了植入的孩子。我们欢迎他们参加高考，欢迎他们展示自己真实的能力。但那个能力不能只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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