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透的银耳汤。他没有喝，直接走进书房，关上门。他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看的——他只是需要把一些东西从脑子里挪到纸上。
“北榜案，朱元璋在朝上把复查考官抓了。他有这个权力。我没有。他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不能。他可以用暴力把争议压下去。我不能。我只有一个被泄露的草案、一个不肯表态的议长、和一群在互联网上把策略拆成碎片的人。但我没有退路，国家也没有——如果现在不划这条线，几年之后，高考就不再是人的竞争，而是科技与资本的竟争。我不确定到那时我还有没有机会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也许到那时已经没有人想听了。”
他打完最后一个字，把手机屏幕关掉。窗外很安静。没有梧桐絮——他家窗外没有梧桐树，只有一堵灰色的墙。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科学院数学所做博士后的时候，曾经花了一整年时间研究一个理论问题：群体行为扩散的临界阈值。那个研究后来发在《系统科学与数学》上，引用量不高，人们更关心工程优化类问题。但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模型的核心结论——当群体中超过一定比例的个体采取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会从边缘扩散到核心，从异常变成常态。阈值的大小取决于网络拓扑结构和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阈值趋近于零——只要一部分人动，所有人都会动。在信息不透明条件下，阈值反而会更高，因为人们的跟风行为被不确定性的摩擦力延缓了。
他当时研究的是股市里的羊群效应。几十年后，他用同一个模型来设计赋分制。
他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起身去了卫生间，又含了几粒药丸——这一次不是四粒，是八粒。说明书建议不超过六粒。但他觉得今晚需要多一点。
与此同时，在星核科技十二层的开放办公区，周明远正在加班调试一个和张薇的神经适配算法对接的AI模块。
这段时间他加班越来越频繁。不是因为项目紧张——项目确实紧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早回家。不是因为不想见林晚晴和周雨，是因为每次回到家里，他都会面对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默。那沉默不是冷暴力，是林晚晴在观察他，而他知道她在观察，而她知道他知道。他们谁都不说破。只是灯下饭桌上，多了一碗凉掉的银耳汤。
他提起张薇的时候越来越简短。不是因为心虚——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心虚——而是因为他解释不清楚他和张薇之间的关系。不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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