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没有人提出异议。数据本身在说话，而数据说的是：赋分制正在起作用。
散会后，赵豫章让秘书把韩世清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在正式决议之前，先听韩世清把少年班的事说清楚。
韩世清走进议长办公室时，窗外长安街上梧桐叶正在变黄。这是那种北京的秋天里最安静的午后，阳光穿过玻璃在赵豫章的办公桌上投下一块被窗格切碎的光斑。
赵豫章没有绕弯子。他把简报翻到那行附注，手指点在纸面上。“赋分制登记数据改善显著，这是好消息。少年班那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韩世清端起秘书刚沏的茶喝了一口，放下来，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这个动作赵豫章见过很多次——不是紧张，是在组织措辞时的习惯。他在中枢会议上摩挲过讲台边缘，在办公室里摩挲过桌面，在第一次季度评估时摩挲过文件夹的封面。赵豫章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赵议长，我直说。赋分制能管住高考，因为它依托的是全国统考的统一标准——所有考生同一套试卷、同一个评分体系、同一条赋分线。少年班是少数顶尖大学自主招生，每个学校的选拔标准不一样，考核方式不一样，监管主体也不一样。要把赋分制的登记制度延伸过去，需要和各大学分别协调，执行成本极高。”
他顿了顿，手指在杯沿上又摩挲了一下。“而且工信孟部长上次在部际协调会上已经含蓄表达了对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少年班是国家培养顶尖科技后备力量的特殊通道，不应该用教育公平的理由限制其技术使用。”他看了赵豫章一眼，“方涵在会上的原话是——‘用一代青少年来换取下一次全球技术竞赛的起点，时间或许会给出一个比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更冷静的结论。’但方涵说的不是政策建议，她只是在提醒。她主要是担心长期神经发育风险。”
赵豫章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把面前的茶杯转了一圈。方涵是韩世清的助理，她的话不直接代表教育部，但她的立场赵豫章很清楚——不是反对技术，是担心速度。而孟正则的立场赵豫章也很清楚——不是反对公平，是担心速度不够快。这两个人站在同一条光谱的两端，而韩世清站在中间，正在试图用“关注事项”这个词，给所有人找一个都能接受的台阶。
他知道韩世清在权衡什么。赋分制已经让中国在国际上被贴上“技术保守主义”的标签，米国那些科技媒体每隔几个月就写一篇报道，说中国的赋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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