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吗”，回应那些在排异期反复敲枕头的夜晚——这些都是回应，不是承受。承受是压住，回应是接住。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银杏树的枝条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他说你在讲台上讲庄子，我在实验室里做回调。你做的是同一件事——回应。你在每一次学生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时，你回应的不是那个问题本身，而是那个学生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走时的茫然。你在每一个凌晨帮我数敲了多少下枕头时，你回应的不是那些数字，是一个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回来的人在黑暗中伸出手时需要的确认。他说他在布鲁塞尔听证会上说的那句话——“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说数据，其实他在说她。那些凌晨不是他一个人走过来的——她在旁边数着他敲了多少下。
林晚晴把手放在他手背上。窗外立冬前的最后一场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只剩下银杏树光秃秃的枝条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窗玻璃上还残留着几道被风吹斜的雨痕，反射着对面楼上某扇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
周雨从画纸上抬起头，把铅笔夹在耳朵后面，看了看沙发上的两个人，说你们在说什么——好像在说很重要的事。林晚晴说是的，不过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周雨点了点头，继续在她的画纸上描绘树根深处那些复杂的根系。她在一条侧根的末端画了一个极小的箭头，指向泥土深处的一个圆形区域，旁边写了几个字——“春天从这里开始。”
立冬前的一个傍晚，韩世清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几箱从父亲老房子里搬来的遗物。他戴着一副老花镜——这是去年体检时医生建议他配的，之前他一直不肯戴，坚持说自己的远视度数够用。但最近他在看文件时发现那些小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在光线不够充足的傍晚。夫人把眼镜放在他书桌上，没有说任何话，他第二天就自己戴上去了。
赋分制法定化通过之后，他的工作量骤然减少。方涵接手了日常执行监督，秦铭在法工委推进认知完整性保护的立法预研，工信部那边的部际协调也不再需要他亲自出席——孙正在上次协调会之后再也没有提出新的修改意见。他每天仍然去办公室，但批阅的文件从过去的厚厚一摞变成了薄薄几份。他有了大量空白时间，开始在书房里整理父亲留下的那些遗物——几箱旧书、几十本备课本、一摞摞发黄的数学试卷，以及那本他翻了几十年的习题集。
今天他翻到一箱父亲在县城中学教书时的备课本。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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