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积分和效能排行榜被嵌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焦虑之后，互助会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创伤分享“正在变成某种她自己也没有完全设计好的东西——不是抗议组织，它的形式仍然是围坐一圈轮流说话；不是心理互助，越来越多的人带来的不是过去的创伤而是即将到来的恐惧。
今晚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他的专业是人工智能伦理，自己植入过初级的神经接口，因持续的轻度排异反应在两年前手术取出。他说他上周得知学院将参与飞升积分制高校试点后，向副院长提出了一个请求——是否可以申请退出试点。副院长说可以。
“然后副院长补了一句——'但是。但是你知道学院里别的同事都在问自己的效能分能不能在评职称时被算成加分项。你可能不需要加分——但你的同事需要。'“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我没有再说什么。不是被说服了——是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我无法反驳同事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是真实的。一个在排名上被公开肯定的同事，在进行项目评审时的确获得更多认可。他养着孩子，供着房贷，努力工作了很多年。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求他不要被认可。我唯一能说的是：这种被认可的代价——是把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放到一个他被放在最前面的排行榜上。排行榜不是奖状。奖状只对一个人说'你做得好'；排行榜对所有人说'你比他差'——排行榜永远在说两件事。褒奖和羞辱是同一行数字。我的同事想要的是褒奖——他没有想过他背后站着被羞辱的人。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结构问题的定义——就是不是故意的：没有人故意伤害任何人，但所有理性选择的加总造成了集体的伤害。“
活动室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那个在谷雨互助会上讲工厂工位故事的年轻母亲开口了。她说她女儿今天早上在客厅的茶几上用蜡笔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她自己——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圆脸人站在一个很大的灰色机器前面。灰色机器上面画着很多数字。机器的另一端连着火柴棍般的另一台灰色机器——比第一台大很多，上面只有一个数字，用红色蜡笔涂得很粗很粗。女儿说这是新的大秤砣——旧的大秤砣在前面，新的大秤砣在后面。新的秤砣称得更准——“连妈妈站在哪里都称得出来。“她把画带来了——画的最下方用铅笔写了妈妈的名字，旁边画了一小颗歪歪扭扭的红心。
她没有评价她女儿的这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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