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信息以及那几个“陌生人”的模糊情况。但当陈璐隐晦地提到李国富可能涉及一桩旧案的证人作用时,做记录的年轻民警笔尖顿了一下,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将“可能涉及经济纠纷或人口拐卖”作为初步判断写了进去。
“我们会调查的,有消息会通知你们。”民警公式化地说。
接下来几天,音讯全无。高晋每天都会查看那个不记名手机,陈璐也多次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进展,得到的回答总是“正在调查中”、“工地那边说法是自愿离职,没有暴力胁迫证据”、“监控条件有限”。一种熟悉的、被无形力量阻滞的感觉笼罩下来。对方行动迅速,手段专业,且善于利用规则和现实的模糊地带。
直到第五天下午,一个陌生的本地固定电话号码打到了高晋那个不记名手机上。对方自称是西郊某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说他们在接收一个由农民送来的昏迷伤者,伤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但在其破烂的外套内衬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就是这个手机号。
高晋和陈璐立刻赶了过去。卫生院条件简陋,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物品混合的气味。在一间住了好几个病人的大病房角落里,他们看到了李国富。
他闭着眼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脸颊和额头上有着明显的瘀伤和擦痕。露在被子外的手臂上也是青紫交加。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左手,几根手指不规则地弯曲着,肿胀发紫,显然是骨折了,只做了简单的夹板固定。他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偶尔会发出无意识的**,对呼唤没有反应。
接诊的医生是个中年人,表情严肃。“送来的时候意识不清,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开放性骨折,伴有轻微脑震荡迹象。没有致命伤,但……”医生顿了顿,“遭受过长时间的暴力对待。是谁干的?你们是他家属?”
陈璐强忍着心头的震骇和愤怒,出示了记者证(这是目前最方便的身份),解释说正在做一个社会调查,伤者是重要的信息提供人。高晋则沉默地站在床边,看着李国富伤痕累累的脸和那只变形的手,拳头在身侧悄然握紧,指节泛白。那只手,曾经在拿出儿子病历和死亡证明时,颤抖却坚定。
他们垫付了医药费,要求转到市里条件更好的医院。在等待转运救护车的时候,陈璐在病房外,试图从送李国富来的农民那里了解情况。农民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住在发现李国富的那片荒地附近。
“早上我去荒地那边看我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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