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澜十六岁了。
她的身高已经像一个成年人，瘦削但结实，肩膀不宽但很挺，脊梁骨像旗杆一样笔直地撑在衣服下面。她的皮肤还是白得不像苍梧星上的人，那是矿坑与地下工棚里捂出来的、不见天日的白；五官还是精致得不像这个世界能长出来的东西，眉眼如画，鼻梁挺秀，嘴唇总是习惯性地抿成一条直线。但没有人会因为她的外貌而轻视她。轻视过她的人，有的跪了，跪在地上求一条生路；有的跑了，逃到再也看不见云雾山的地方；有的死了，尸体埋在不知名的山沟里。剩下的，都站在她身后。两千多人，不是两千多个影子，是两千多个站着的人，两千多双看着她的眼睛，两千多颗跟着她跳动的心。他们站在云雾山上，站在那面褪了色却依旧干净的旗下面，站在那个从十一岁开始带着他们、从泥泞里走到山巅的女孩身后。五年。从七个人到两千多人，从一间漏雨的工棚到一座能望见城邦的山，从磕磕绊绊认自己的名字到学会握紧武器、布阵打仗。她长大了，从女孩长成了少女的轮廓；他们也长大了，从麻木的躯壳长成了有血有肉、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
老赵的头发全白了。不是灰白，是雪白。白得像苍梧星冬天地面上那层薄薄的、一踩就碎的霜。他的膝盖还是肿的，像塞了两个发硬的馒头，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每一步都带着沉闷的拖沓声。但他的腰是直的，像他年轻时在矿洞里撑起顶梁木那样直。他站了五年，在队伍边上，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站，站习惯了。习惯了，就不觉得累了，不觉得疼了。不累了，不疼了，就能一直站。一直站，就站到了今天，站到了这晨曦微露的山顶。
阿朗的枪换了。不是换新的了，是旧的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换了枪管、换了枪托、换了撞针，木头部件被手汗浸得发黑发亮，金属部分布满了细微的刮痕。它几乎已经不是原来那支枪了。但他还叫它老枪。老枪不老，枪膛里的线还清晰，扣动扳机的感觉还熟悉；是他老了，眼角有了纹，手心有了厚茧，眼神却比五年前更亮。他老了，枪还在。枪在，他就在。他在，就能打。能打，就不怕。不怕黑夜，不怕追兵，不怕前方还有多少道关卡。
石根生脸上的疤还在，从左边眼角斜拉到嘴角，像一道干涸的紫色沟壑，把整张原本憨厚的脸劈成了两半，一半平静，一半狰狞。他不摸它了，早摸腻了。疤就是疤，摸不摸都在，阴雨天会发痒，笑起来会扯着疼。在，就提醒他——疼过。被鞭子抽过，被靴子踩过，被按在地上看过同伴的血。疼过，就不想再疼了。不想再疼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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