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沈安澜没有去新的地方。不是走不动了，是有人来找她了。
天刚亮，营地外面就来了人。不是一个人，是十几个人。他们从那些没有名字的地方来的，穿着破衣服，脸上糊着泥，脚上全是泡。老赵一看就认出了那个走在最前面的人——河边的那个老妇人，昨天她接过竹筒的时候手在抖，今天她走在最前面，腰比以前直了些，虽然背还是驼的，但那张干裂如河床的脸抬起来了。
她走到营地的篝火旁边，停下来，站在那里。她的腿在抖，不是怕，是走得太远了。她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了，骨头在响，膝盖在疼，但她站着，没有蹲下，没有坐下。她手里攥着沈安澜昨天给她的竹筒，竹筒空了，粥喝完了，但筒壁还残留着粥的痕迹，那层薄薄的米汤干涸了，留下了一圈白印子，她没有洗。不是不想洗，是舍不得。那是她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干净的东西。
“安澜在吗？”老妇人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
老赵蹲在篝火旁边，火光照在他脸上，他看着她，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在。你找她做什么？”
“找她说话。”
老赵没有拦她，他认出了她，也认出了她身后那些面孔。那是河边荒地上的人，是山沟里一家人，是那些住在没有名字的地方的人。他指了指粮仓的方向，“她在那里。你去找她吧。”
老妇人点了点头，没有说谢谢。她向粮仓走去，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像是要把脚印留在地上，让后面的人知道该往哪走。她身后的人也跟着她，一个接一个。他们穿过营地，穿过那些蹲在路边喝粥的人，穿过那些正在扫地的、修门的、挑水的人。他们不认得那些地方，但认得方向——朝着红旗的方向走，走到红旗下面，就到了。红旗在风中飘着，远远地就能看到。看到旗，就知道该往哪走了。
粮仓门口，沈安澜正蹲在灶台边，往灶膛里添柴。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泡，热气蒸腾上来，把她的脸熏得微微发红。她没有抬头，但她知道有人来了。那些脚步声不一样。不是赤星自卫军的脚步声，那些脚步声她已经听了五年，熟悉得像自己的心跳。这些脚步声是新的，陌生但坚定。
“你来了。”她说。
老妇人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蹲在地上往灶膛里添柴的背影，没有应声。她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来的时候想了很多话，想问她是谁，想问她为什么来，想问她会不会走。但是到了这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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