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元吉在宪兵队的办公室里写报告，一直写到暮色漫进窗户。
他拉拢李启明的行动失败了。
这个人就像他那些机器一样冷硬，对跟日本人合作的建议没有一丝想法。
钢笔尖在稿纸上沙沙地划着，他斟酌着每一个字的分量。
渡边浩二要的是结果，但结果他没拿到，所以过程就必须写得恰到好处。既不能让渡边觉得他无能，又不能让渡边觉得李启明这个人“非除不可”。
他写道：“李启明此人，德式教育背景深厚，极重个人名节，言行之间多次流露出‘与日本人合作即戴汉奸帽子’的顾虑。其拒绝合作之主因，恐非政治立场，而是惧怕商界同侪非议、遗臭后世。”
“此等爱惜羽毛之辈，宜徐徐图之，以名利双收之诱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不宜操之过急，亦不宜施以强力，否则恐致其破罐破摔，反而彻底倒向重庆方面。”
他把一个宁折不弯的爱国商人，写成了一个爱面子，思想陈旧不懂变通的糊涂虫。
这样做能保住李启明。只要渡边觉得这人还有拉拢的价值，大华机械厂就能继续在租界里安安静静地转下去。
乔元吉把报告折好，放进牛皮纸信封，封口，起身去了渡边的办公室交给他的秘书。
渡边这个人很忙，一个星期也就来三五次梅花堂，其他时间的行踪乔元吉并不掌握。
出了梅花堂大门，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四月底的上海晚风还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很舒服。乔元吉没有坐车，沿路慢慢走。他需要时间把脑子里紧绷的弦松一松。
进到法租界，他察觉到不对劲。
好像有人好像在跟踪自己。
乔元吉没有回头，拐进路边一家还亮着灯的药房，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柜台里的瓶瓶罐罐，借着玻璃门的反射往外扫了一眼。
街对面路灯底下站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正在低头看报纸。
晚上八点，天都黑透了，路灯下一份报纸能看出什么花来？
他走出药房，继续往南走。那道脚步又跟上来了，保持着大约三十步的距离。他拐进弄堂，那道脚步没跟上来。
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人从另一条弄堂出来，走到他的前面，不过这个人步伐不紧不慢就像早上提笼架鸟的大爷，像是等着他超过去。
不对劲，下班回家的人，哪有在弄堂提着公文包慢慢遛的？
乔元吉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