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朴世昌问。
这种人物的照片，报纸上经常能看到，朴世昌不明白画下来的意义。
“他1934年上任。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朝鲜总督府的警务局扩大了三倍。一年之内，逮捕了四千多人，其中一半是学生和教师。汉城有一所中学，全校三百多个学生，因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被抓走了一百七十个。校长在拘留所里上吊死了。”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档案。
“1935年，他在全罗道搞‘思想犯大检举’，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过筛子。凡是参加过三一运动纪念活动的，参加过独立运动募捐的，家里藏了朝鲜文报纸的，全部抓走。”
“那一年冬天，全罗道有八百多人死在拘留所里，尸体用卡车拉到郊外埋了。我姨妈一家四口，姨父、姨妈、两个表弟，最小的才九岁……”
她停了一下。
“他们只是帮一个独立运动者藏了一袋米。那个人的米被搜出来了，我姨父说米是他自己买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树上，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吊了三天。我姨妈去求情，被打了一顿，回来就病倒了，没撑到开春。两个表弟后来不知去向，我找过，没找到。”
“那年我加入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然后用他的画像练枪。”
崔英淑紧握着双拳说，“我每天对着这张脸练三百次瞄准。从三十米练到一百米，二百米，从静止练到移动。三年来从不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