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猛地扑到榻边，俯身拥住妻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瑛娘，别说这样的话！你怨我、骂我、打我都成，千万别说这个……”
他知道，瑛娘是怨他的。
可瑛娘又太心善，也太懂他。
知他早已被愧疚啃噬得千疮百孔，忧心她若再加以责怪，或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哪怕万般悲苦，她半句苛责都未曾出口，只将所有委屈与思念死死闷在心里，硬生生把这一身血肉都熬干了。
“瑛娘，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赵佩瑛泪水淌得更凶，积攒多年的苦楚终究绷不住了，低声泣问：
“当年你为何……你何苦非要把他外放。满朝文武都能徇私，为何就偏你不能？”
向延章浑身一僵，望着妻子满是泪水的脸，一颗心几乎被碾碎。
……
永昌三年，维桢到了出仕的年纪。
按朝廷旧例，新晋无阅历的学子，本该下到地方历练。
可京中官员个个心疼子弟，想方设法托关系，把儿孙留在京城补缺。
久而久之，这就成了心照不宣的规矩。
可他却不愿徇私。
外放本就是极好的磨砺，只有亲眼见过民间疾苦，往后为官，方能真心替百姓着想。
何况他自己，也是这般一步一步熬出来的。
故而安排官职之时，他特意嘱咐吏部，按规矩，将儿子派往外地任职。
维桢不理解他的苦心。
他不明白，为何同窗好友都能留在京师，唯独他要远赴他乡。
他们父子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到了赴任那日，维桢负气不辞而别。
这一走便是三年。
维桢恼他独断固执，一封家书也不肯寄；他自认行事坦荡，也拉不下身段低头。
他们父子之间，整整三年音信断绝。
转眼到了永昌七年，维桢任期已满，本该正月交接公务，二三月便能抵京。
可直到三月将尽，依旧不见人影。
他只当维桢还在置气，心里虽牵挂万分，嘴上却硬着，不肯主动去信询问归期。
直到四月，在夫人再三苦劝之下，他才遣人送书信去往维桢的任所。
等来的回信，却如晴天霹雳。
维桢的同僚在信中写道：
“维桢兄早已悔悟，时常念叨，当年年少轻狂，不解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