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是颇具人性光辉的好人。按理来说，这么多人力往一处使，怎么也能完成，但事实上就是不行。
下大雪的第二天，戴安娜接到了一个神秘来电。对方在电话里说：“你好，普林斯女士，我是以个人名义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只是要提醒你，有人在查你在比尔特吉社区所申请的公共艺术用地，他们似乎是想以非法使用租赁地块的名义向你提出指控。这份提告书我只能帮你压住三天，你必须得在三天之内解决麻烦。请尽快，再见。”
戴安娜的头发都炸起来了。她赶紧去找荣恩，然后说：“咱们当时申请租赁厂房的时候，写的用途是什么来着？”
“当时没有福利用途，”荣恩说，“你就挑了一个你的行业的用途，公共场域艺术……”
“被他们发现了，”戴安娜说。然后她又拿出手机对维克多说：“现在改还来得及吗？”
“改不了，”维克多说，“因为确实没有用于救助的名目，所有用途事项里都找不到，也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或者草案。”
“那那些救助点为什么可以……别告诉我所有人都不合法？”
“他们应该是应用了社区自由用地的条目。”
“那我们不能应用吗？”
“但这个东西需要全社区投票，还需要提前批准，现在肯定是晚了。”维克多也显得有些忧虑，他说，“一旦违反租赁用途，不但可能会被清退，还需要赔偿。”
刚说到这里电话又响，戴安娜接起电话，对面的声音有些粗犷：“你搞什么鬼？当初我答应把工厂的地皮租给你，是因为你说你要在那里搞个什么艺术雕塑，结果现在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在那里救助流浪汉？！”
“抱歉，先生，”戴安娜赶紧道歉，她说，“我不是故意要骗你，只是……”
“我们在搞行为艺术，”荣恩把电话拿过去，然后说，“这是社会实验性质的行为艺术活动。”
对面似乎根本不信他这鬼话，但也只是哼哼了两声，然后说：“好吧，大慈善家，我必须得告诉你们，已经有人找上我了，要求我起诉你们非法用地。我可没有那个闲钱去搞这些东西，但你们最好小心点儿，社区和市政都可以提起诉讼，一旦被送上法庭，我可不会帮你们作证。”
“我们马上想办法，”戴安娜说，“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