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解释道：“或者说，宗教只是给这些禁忌，提供了一个便于让大家理解和遵循的理由。”
“我和威克里夫学说的追随者聊过，也见过胡斯派的修士。这些新兴教派，普遍都反对各种人文科学，总之就是抵制一切过于复杂、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抵制技术和工艺。这种情况，在全欧洲都很常见。我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时候，就见过很多了。”
“而原因，也并不复杂。这些教徒的反智倾向，所针对的目标，也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操纵‘智慧’来愚弄人们的‘智者’。”
“欧洲的教育普及率太低，百姓严重缺乏常识，对于很多基本知识都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掌握知识的人，也没有像中原的先贤那样，组织起可靠的教育体系，反而经常借助信息上的优势，为了自己或者雇主，制造谎言，坑害民众。”
“而老百姓也只是没文化，不是真傻。这么多年下来，多少也了解这些学者的把戏，自然会本能地怀疑他们了。相比而言，新兴教派的基层教士们，虽然文化水平也不怎么高，但至少乐意和民众站在一起，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他们带来的知识，民众就不会反对了。”
“而那些生产需要的技能，还有战斗需要的知识，自然也会被排除出‘危险知识’的行列，不被当做禁忌。因为这种禁忌，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来源——单纯就是被坑出经验来了。所以，他们找个阿勒曼尼师父学剑术，虽然也是知识的一种，但并不会觉得，这都算触犯禁忌了。”
“别说普通百姓了。我们那边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的东西，我自己都看不懂。”王大喇嘛也笑着说：“那帮人太不说人话了，天天都不知道念叨着什么，就让大家听从他们。那大家肯定要防着，免得被骗的。”
“原来是这样。但要是形成了习惯，改不掉了，怎么办？”脱欢好奇道。
“这是习惯的代价，而不是宗教的代价。”王大喇嘛如实说：“就我们见到的各种情况来说，改变教义比改变习俗简单多了。所以，一般来说，是宗教给习俗让路，而不是反过来。教会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教义变化太少、太过死板；反而往往都是改的太多，灵活过头，导致异端频发了。”
“而改变习惯，才是最难的。让一个地方的习俗变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教化。我们教会的‘教’，本来也应该是这个含义。”他摇摇头：“可惜，无论是中原还是我们这边，能做到的人都太少了。谁要是能成功实现，那么无论在哪个文明里，都可以算个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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