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眼前所见竟然是千年以前的先秦古迹！
可这件事江闻当然知道，他还知道后世在广州都城皇庙底下，日后会挖掘出一座规模史无前例的秦代船台遗迹，最终被认为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船舶工场，已发掘的部分为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的长方形，该区域中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甚至木料加工场地。
这件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所发掘的“船场遗址”位于地表以下5米处，船场上面覆盖的是西汉初年以来的堆积层，下面是灰黑色的沉积黏土。取样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初步推断属海相地层，表明这里曾是浅海，因此秦代在此建造船场时已成沉积的泥滩。
已发现的三个船台呈水平式平行排列，已在西部发现可能的斜坡式下水滑道。关于造船台的构筑方法，基于对先秦造船技术的不明确，发掘者推测船台是与滑道相结合的，形如现代的铁路轨道一样，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知道的发掘工作中，由于船台遗迹中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其结论是，故而认定这个船场最终废弃填覆于汉初文景年间，不能排除船场始建于汉代初年的可能。
但是江闻记得很清楚，关于造船工场的年代仍是一件模湖不明的事情，而试掘中未发现绝对纪年的资料，仅仅是依靠1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判断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
再者发掘者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就船场的始建年代、废弃填覆年代以及船场的建造与当时广州地区发生的重大史事的关联，作了初步的推论。
可对于这个遗迹最大的疑议就出现在这里。
要知道如果假定船场是始建于汉初，这期间正是赵佗割据岭南的时候。但在赵佗统治时期，没有任何关于水上活动的记载。再从考古发现看，汉初也有人在船场的附近曾营造过大型宫室，而且规模大，建造相当讲究，船场场地亦因在建筑用地范围以内而被填平了。
因此这个船台的功效有些模凌两可，也可以认为已发掘的这一段走道是属于赵佗称帝之后所营建的大型宫室的一个附属部分。
换个角度来说，假设赵佗当时出于军事或水运交通贸易的需要而创建这样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到了文景之前就把它废弃填覆掉，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南越国并未发生什么激烈残酷的水上战争，也不至于在宫室左近建立这样的“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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