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筑基当晚,成基命正於翰林院灯下,提笔誊录新修之《仙朝纪事·金陵卷》。
按旧制,国史编修乃翰林院专责,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凡新帝即位,即诏开史局,敕修前朝实录。
礼部咨文各部院、地方官府,限期缴送相关章奏、档案、邸报;
更遣采访使分赴各地,采辑遗闻,搜罗野史。
诸般材料汇於史馆,由总裁官统筹,纂修官分任,经繁复考订、辩驳、润色,方能成稿,谓之「史笔千钧」。
然大明仙朝非旧时气象。
自崇祯二年天子传法,世事更易。
过往史册所载之「常理」、「定论」,於今观之,多有扞格,甚或直接相悖。
修史之事,关乎仙朝法理,意义远超寻常的存史资治。
此业分作数端:
首要者,便是重审明以前诸朝历史。
凡涉及「绝灵之地」无法解释之异象、疑似与修真相关之人物事迹、乃至可能动摇当下仙朝的记述,皆需以修士视角重新考辨、注释。
乃至修正。
譬如,旧史所载某些「神异」、「祥瑞」,需辨析其是为低阶修真现象之误读,还是自然现象;
再如司马懿「洛水之誓」与建奴黄台吉昔年所发「浑水之誓」,是否存在冥冥中的因果牵绊?
又如儒家之地位,道家之传承————
亦在审察之列。
其次,则为仙朝肇建以来的当代史。
新政推行、道途显化、修士辈出、乃至地方异变一评定可以暂缓,载录不得拖延。
如此浩大繁难的工程,本当由礼部尚书总摄。
然时任礼部尚书周延儒,早在二十年前便被今上外放山东,久不在朝。
南京礼部官员,资历威望皆不足膺此重任。
最终,是入内阁多年的老臣成基命,上书请缨,多方斡旋,生生将这部《仙朝纪事》
总裁编纂之权,揽到了自己与李标手中。
此举背後,自有深意。
约莫十四年前起,朝野间便渐有流言,认为成基命与李标修为长年停滞於胎息三层,未能突破「窍壁置换」之关隘,不当为仙朝新贵。
反观不少官职低於他们的部院郎中、地方知府,甚至新科进士,因天赋或机缘,陆续晋入胎息四层。
朝野隐隐涌动起一股「以修为定高下」的恶意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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