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严旨催促更添压力。然而，孙可望在青滩受挫的消息，以及“察探司”不断散布的关于“北虏欲借张献忠、吴三桂之手两败俱伤”的流言，让他心中的天平再次倾斜。
“王爷，朝廷（清廷）这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啊！”心腹将领抱怨，“既要咱们打硬仗，又不给足粮饷，还要防着被张献忠和北边自己人算计！”
方光琛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王爷，如今局面，强攻襄阳，损耗必巨，且即便攻克，武昌尚有李文博、万元吉，东有李岩，未必能竟全功。而张献忠若在东边打开局面，直扑武昌，我军反而可能为其做嫁衣。不若……暂持观望，以‘整军备粮、防范张献忠背盟’为由，拖延时日。待看清南京与张献忠胜负，再做定夺。届时，无论哪方势弱，我军皆可从容图之。”
这正是吴三桂心中所想。他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局势来判断如何下注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传令各部，加紧休整，多派哨骑，向西、向南打探军情，尤其是张献忠与李岩交战详情，以及……南京方面有无派人与我接触。”吴三桂下了指令。他决定继续骑墙，但把眼睛睁得更大，耳朵竖得更直。
南京，新政涟漪与远虑
南京城内，朱炎的《劝农兴学令》引发的波澜正在扩散。以徐光启为首的部分开明士绅积极响应，在自家田庄试种番薯，捐资兴办社学。但更多的旧式官僚和地主则心存疑虑甚至抵触。
正月廿二，朱炎在文华殿召见部分留京官员及江南士绅代表，听取对新政的“意见”。会中，一名原南京礼部郎中（东林背景）出言委婉但态度明确：“国公励精图治，劝农兴学，实为良策。然社学之设，恐滋游食，荒废本业；新科取士，不重经义，恐失读书根本。且清丈田亩、推广新种，事涉千家万户，宜缓图之，不可操切，以免惊扰地方，反失民心。”
另一名苏松籍的致仕官员则说得更直接：“江南赋税本已沉重，今再减新垦之赋，恐入不敷出。且番薯玉米，乃山野之食，粗粝难咽，岂可代五谷为正粮？若强令推广，恐遭物议。”
朱炎平静地听着，待众人说完，才缓缓道：“诸位所言，皆是为国为民。然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策。社学非为培养酸儒，乃使贫家子弟略通文字算数，可谋生，可知礼。新科取士，经世致用，正是要改变空谈误国之风。至于新粮，”他顿了顿，“北地大旱，流民百万，易子而食。番薯玉米，亩产数倍于麦粟，且不择地力，正是活命救荒之宝！江南虽富，然连年战乱，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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