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惊蛰。春雷未至，江南大地上，新旧势力碰撞的轰鸣却已隐隐可闻。
南京，法场与新声
城西刑场，人山人海。句容张氏家主、溧水钱氏家主，连同江宁织造局三名贪墨吏员，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监斩官高声宣读罪状：隐匿田产、贿赂官员、殴伤差役、通敌嫌疑、阻挠新政、贪墨公帑……桩桩件件，证据确凿。随着“斩”字令下，鬼头刀寒光闪过，五颗人头落地，血溅刑场。
围观百姓先是死寂，继而爆发出复杂的声浪——有拍手称快者，有窃窃私语者，亦有面色发白、悄然退去者。行刑完毕，衙役当众张贴判词文告，并将事先抄录的《金陵时报》创刊号（试发行）免费向识字者散发。报上首版头条便是《明正典刑以肃纲纪，新政惠民实绩初显》，详细列举五犯罪证，并配以社论，痛陈旧弊，阐明新政“清丈田亩以均赋役、推广新学以启民智、劝课农桑以固邦本”之要义。次版则报道了湖南试种番薯丰收、湖口防线加固、以及徐光启主持编译的《泰西水法》即将刊行等消息。
这张轻薄却承载着全新信息的纸张，如同投入古潭的石子，在南京城内外激起了远超预期的涟漪。茶楼酒肆，识字者大声朗读，不识者围拢倾听；士绅书房，有人愤然将其掷于火盆，也有人掩卷深思；就连秦淮河画舫上，歌女们也悄然传阅着关于“新粮救荒”的段落。一种有别于朝廷邸报、更贴近市井、观点鲜明的新式传播媒介，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江南的舆论场。
行刑次日，便有数名原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中层官员，主动向衙门呈文，表示“深切领会朝廷新政苦心”，愿“全力配合清丈、兴学诸事”。几家素有声望的江南士绅，也公开表示将在自家田庄试种番薯，并捐资协助筹办社学。高压的威慑与舆论的引导相结合，新政推行的阻力为之一缓。
登莱，浊浪启航
同一日，登州水城外，新任“靖海将军”陈洪范站在旗舰“靖海”号福船甲板上，望着港内集结的船队，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反而眉头深锁。这支拼凑起来的舰队，大小船只八十余艘，其中能称得上战船的不足三十，其余多是征调的商船、渔船改装。八千步卒中，真正的辽东汉军精锐不过两千，余者多为山东本地绿营和新附兵，士气低落。
“将军，各船补给已装载七成，然火药、箭矢仍缺三成。且北风未定，此时出海……”副将小心翼翼地问道。
陈洪范叹了口气：“朝廷严旨，岂容延误？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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