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九十年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在最早的记忆里，她挤在一道道让日头晒塌了脊背的黄土梁子间，梁畔戳着些没人住的窑洞黑窟窿，活似风干千年的牙槽。
一条灰白的土路从下面的世界爬上来，穿过村口几棵满是疤痕的白杨树，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生计，尽管这路硬得硌脚。
村里已经有些红砖房了，但更多的还是胡墼平房，而我家各占一间，红砖房叫大房，胡墼房叫伙房，远远看去像草筋粘住的两块土。
据我妈说，她生我时正逢大冬，雪扯絮似的下，月子坐穿了整个三九四九，家里大房那年才刚盖好，炉子都没有，房子里冷得渗人，一觉睡醒渗得人头皮疼。
我说，“那你不是在炕上坐着么。”
“那时候家里能把炕烧热都不容易么。”她吐了半片瓜子壳，“你爸天天就背着筐，可荒滩里拾柴拾粪……日子哎，慢慢也就好咧……”
这些过去的不容易，她第一次吐给我时，我五岁。
那时正值入夏，她坐在大房炕沿，肚子里怀着我妹妹，瓜子壳在唇齿间噼啪开裂，我倚着记忆里从来便有的黑炉子，心不在焉地听着，一只手抠着鼻屎，一只手不停地抽插烟筒下的风门，铁片刮得炉膛直呜咽。
我爸推开门进来，打断了我们娘俩的话头。
我妈拿起窗台上放着的拼音书，从书里取出一张折痕很深的纸递给他。
我爸接过展开，那纸只有半张，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字。
“杨……杨书涵？”他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昂。”
得到我妈的回答后，他折好纸，从裤兜里取出个旧钱包，小心翼翼地插进夹层，然后朝我下巴一扬，说了声“走”，便出了门，我麻溜地跟上去。
院子里停了一辆红白色的雅马哈摩托车，我认得那是发小他爸的，说起来这小子辈分还比我大，该叫他叔，但我从来没叫过。
我爸骑摩托车捎着我，从那条灰白土路颠簸着出了村。
“爸，可哪搭？”我迎着风问了一句。
“你姨父家。”我爸回答道。
我没再多问，小时候浪门子是仅次于过年吃肉的高兴事了。
摩托车突突的吼了好长时间，我已经忘了具体有多久，只记得自己坐在后面，拽着我爸腰两边的衣服昏昏欲睡，屁股蛋子震得发麻。
在被一阵咣咣咣的拖拉机声音吵醒后，我睁眼便立刻明白已经来到了颇为热闹的乡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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