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路容能听到背景里电视机的声音，某个家庭剧的对话模糊地传来，还有母亲轻微的呼吸声。那种呼吸声她太熟悉了——每次母亲有话想说又不敢说的时候，就会这样轻轻地、犹豫地呼吸。
“妈，”路容主动开口，“您是不是有什么事？”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轻了，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容容，妈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路容的手指收紧。
“就是那个新闻，”母亲继续说，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斟酌过的，“说你打赢了官司，说那个什么公司的老板被抓了。妈看了好几遍，还让隔壁王阿姨帮忙确认，是不是你。王阿姨说，是，就是我们家容容。”
路容闭上眼睛。
她能想象那个画面——母亲坐在老房子的客厅里，电视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看着新闻里女儿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她能想象母亲那一刻的心情，一定是混杂着骄傲、心疼，还有铺天盖地的担忧。
“妈，”路容的声音有些发涩，“对不起，没提前告诉您。”
“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母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一下，又很快压下去，“妈就是……就是担心。电视上说得不清不楚的，就说你被人陷害，打了三年官司。妈就想知道，你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一个人，在那么大的城市里，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
路容的喉咙发紧。
她张开嘴，想说“没有，我很好”，想说“都过去了”，但那些话卡在喉咙里，变成一片沉默。她能说什么？说她这三年每天戴着假面生活？说她用变声器伪装声音？说她潜伏在仇人的公司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说她曾经在深夜的公寓里，因为应激障碍发作而浑身颤抖、无法呼吸？
她不能说。
“妈，”她最终只是说，“都解决了。现在一切都好了。”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吸鼻子的声音。
“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母亲重复着，像是在安慰自己，“妈就知道，我们家容容从小就有主意，什么事都能处理好。就是……就是……”
她的声音又犹豫起来。
“就是什么？”路容问。
母亲沉默了很久。
久到路容以为信号断了，她才再次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一个秘密：“容容，妈跟你说个事，你别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