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汉朝国力鼎盛，文化繁荣，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长安作为帝国的都城，更是成为天下贤能之士的汇聚之地。司马迁因在长安任职，有幸结识了当时众多的学界泰斗和社会名流，这为他的学术成长和《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贤才中，贾谊之孙贾嘉继承了祖父的才华，精通儒家经典，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公孙季功（一说为公孙弘）学识渊博，深谙政治谋略，曾在汉武帝时期担任重要官职；樊哙之孙樊他广将门之后，不仅勇武过人，对汉初的历史典故也了如指掌；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等，也都是当时的才俊，各有所长。此外，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人，也与司马迁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交流思想。
然而，在这些贤能之士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安国则是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
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春秋》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
纵观《史记》，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种思想成为《史记》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商纣、周厉王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对明君如商汤、周武王、汉文帝等则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认为，君主如果无道，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这正是公羊学“汤武革命”思想的体现。
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汉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那些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同时，他也赞扬了那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
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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