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客气。”
付理事把档案重新合好，双手压在上面。
“我在这个行业待了二十多年，自认为对文学教育的各种理论有足够的了解。
带着这种预设来看这份材料，我本以为能很快找到它和现有体系的重叠部分。”
他顿了顿。
“找得到零散相似处，却找不到能完整覆盖它的旧框架。”
他看向薛弘川。
“薛主席，我收回我先前的保留意见。
这套课程拥有独立起点，它从“观察者的站位”这个元问题出发，往下推演出一整套自洽的写作系统。 ”
付理事坐回椅子上。
“能设计出这套体系的人，已经越过单篇创作，开始给后来者搭路。”
这句话落下去，会议室里又安静了几秒。
薛弘川终于开口了。
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面前那份已经合上的档案封面上。
“华夏文坛上一次出现方法论层面的根本性突破，是什么时候？”
没人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重了。
薛弘川自己说了。
“八十年代。先锋文学那一批人，把叙事结构从线性推进里解放出来。那是上一次。”
他抬起头。
“距今四十年。”
会议室里的空气压了下来。
“四十年里，学院派在消化和细化那一代人的遗产。做得很好。但没有人再往前走一步。”
薛弘川的手指敲了两下桌面。
“见深往前走了一步。”
他环视全场。
“他没有站在八十年代那批人的肩膀上往上爬。
他回到了更早的起点。从'人怎么看世界'这个问题开始，重新搭了一套地基。”
“而且他不是写论文、发期刊、等同行引用。
他直接把理论变成了可执行的教学系统。七节课，三十个学员，半年时间。”
薛弘川把档案往桌面中央推了一下。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鲲鹏十席，六个人身上带着他的痕迹。
今天答辩台上最震撼评委的那几个瞬间，底层逻辑全部指向同一个人。”
他靠回椅背。
“各位。我做主席这些年，见过太多被吹起来的名号。
有的靠资本运作，有的靠人脉互捧，有的靠一两篇作品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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