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去的时候还在冲上首鞠躬。
后头一个瘦的接上来，报的是八贯，他捧着钱回去，队伍里有人拍他的背，也有人不出声。
奖金是当众报的，谁多谁少，一院子人都听得见。
排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来的是船场的老掌柜，姓周，六十一了，在姜家做了四十年。他没跪，姜鹤年也没让他跪，站起来跟他对着拱了拱手。
“老周。”
“老太爷。”
“今年那两条漕船，验的时候我不在，你费心了，是验了两回吧？”
“验过三回。”周掌柜说，“头一回底板有一处不合，我叫拆了重来。”
“拆了多少工？”
“十七个工。”
姜鹤年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账房报的数是这一日最高的一笔。
再往后是茶山上来的，一个佃户带着儿子。轮到他的时候，那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那口箱子，盯得眼珠子都不转。
姜鹤年看见了，冲孩子招手，“过来。”
孩子不敢动，他爹在后头推了一把，他才走了两步。
“今年几岁。”
“……八岁。”
“认得字么？”
孩子摇头。
姜鹤年从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到他手里。
“回去让你爹送你去识两个字。”
那孩子攥着钱，回头看他爹。他爹的脸涨得通红，拉着他一连磕了三个头。
姜昭在后头看着，没有出声。
八岁，还认不得字，她今年五岁，已经念到《孟子》了。
她心里清楚这中间隔着什么，不是脑子，是三十贯一亩的地、是一年三到六贯的束脩。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茶山上能顶半个大人使，这钱不是出不了，是不舍得。
轮到姜砚的时候，队伍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船场的这边的讨论声最多。
“砚小爷今年在场上跑了几趟。”一个船工说，“六月里最热那几天，我们在坞里刨底板，砚小爷在旁边站了一晌午，晒得脱了一层皮。”
“他站着做什么？”姜鹤年听到了问。
“看我们刨啊！”
姜鹤年转过头，姜砚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还是和爷爷解释道。
“我不看，我不知道一天能刨多少。”他说，“不知道能刨多少，工期就是他们报什么我记什么？”
老爷子看了这个长孙一会儿，把头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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